应用：

　　《追求精确》一书作者、历史学家西蒙·认为，现代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对慢慢的升高的精确度的追求。他刚到访过中国，在华为，任正非对他说：“这本书对中国的工业会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要衡量精确，就要用到一个概念：公差，即“机器工艺中允许存在的误差范围”。比如拖鞋，公差可能是0.5英寸，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鞋的内侧和脚之间的摆动空间很大。而皮鞋的公差大约是1/8英寸，这样脚和鞋的贴合程度就会紧密得多。

　　鞋子的公差这么大，所以和精密制造无缘。精密制造的主要对象，是适合机械加工的硬质材料，如金属、玻璃、陶瓷等。精密制造的目的，是追求极小化的公差。差之毫厘，就可能诱发重大问题的出现，甚至是一场灾难。

　　1776年，英国铁匠威尔金森将蒸汽机气缸的公差控制在0.1英寸，相当于1先令硬币的厚度（注：先令为英国旧币，1英镑为20先令）。此举帮助瓦特解决了蒸汽机漏气的难题，这一年也是精密制造的开端。

　　今天，精密制造中对公差的极限要求已达到公差10的负35次方，即在0.1的1之前加上34个0。精确不仅从源头上定义了现代世界，更一步步塑造了现代世界。

　　前年我写过《》，当时采访了中山圣雅伦董事长梁伯强。他说，圣雅伦指甲钳所用的碳素钢都从日本进口，因为中国钢的含碳量的公差范围比日本高一倍，每一卷钢材的含碳量不一样，在淬火热处理时会出现软硬度不均匀，导致每个批次产品的稳定性不同。

　　通过对类似案例的调研，我意识到中国制造的一大问题是“博大有余，精深不足”。

　　影响精确、精深的因素很多。讲述了一个故事。正是这一个故事触发了他写精密制造史的想法。

　　那是“二战”时期，美国制造的反坦克炮的炮弹，在用于英国生产的火炮时，部分炮弹会出现卡弹现象。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机械工程专家波维先生来到底特律，考察那里的弹药制造商，测量发现每一批炮弹都能完美地装填在对应口径的火炮炮膛中，绝对精确。接着他奔赴东海岸，抵达了弹药运输中转站费城。每天他都会测量炮弹，但无论弹体还是外壳，都完美地符合设计师的参数。最后，他登上了通往北非的运送弹药的货轮。

　　不幸的是，货轮在航行中先是抛锚，后来又陷入了一场海洋风暴，所有船员都严重晕船。但这种极端的环境，却帮助他最终找到了炮弹哑火的原因——货轮的严重颠簸，导致有一些炮弹受损。

　　通常炮弹被堆放在货仓深处的板条箱里，但风暴来袭时，那些堆叠在边缘的板条箱就会撞向货场两边的墙壁。一次次撞击下，有的弹头会撞上货舱的墙壁，并被向后推入炮弹后部的黄铜装药桶里。虽然只带来几毫米的形变，但如果多次重复碰撞，就会导致装药桶的外壳变形，炮弹的边缘膨胀。这种改变肉眼几乎难以察觉，但逃不过他行李中的千分尺的丈量。

　　一旦船靠岸，装卸工人就会卸下板条箱，把成箱的炮弹拆散，配发给前线的各个团。由于没有人知道炮弹之前的摆放顺序，也没有人清楚哪个炮弹来自哪个板条箱，所以变形了的炮弹会被随机分配至前线，随后就会出现卡顿现象。

　　波维发电报向伦敦建议：只要底特律的工厂加固一下弹药箱的纸板和木料，炮弹的外壳变形和反坦克炮的卡顿就会解决。他由此被政府视为英雄。

　　其实波维发现的，只是包装和运输的问题。但这恰恰说明，精确贯穿于我们周围的一切环节之中。没有精密而精确的特性，现代社会无法成立。

　　6月22日，我在上海和做了一次访问。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并不是关于精密、精确的观点，而是“保持对不精确的事物的喜爱”的看法，以及对保持乐观、好奇心、独立思考的强调。

　　秦朔：从高铁到飞机，现代生活越来越依靠精密制造的机器。机器放大了人的力量，而它们在运行中的任何一点瑕疵也可能带来灾难。你应该经常想到这一点吧？

　　：是的。通过精密制造的机器，制造出了很多人类可能从未想过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20世纪早期，精确度的推广应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亨利·罗伊斯制造的劳斯莱斯，一种是亨利·福特制造的T型车。前一个亨利致力于为少数人制造世界上最好的汽车而不计成本，后一个亨利决心以工业流水线所能达到的最低成本，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私人汽车。但无论是谁，采用更精密的生产设备都是实现精密制造的关键。

　　罗伊斯的一句名言是“细节成就完美”，他们生产的劳斯莱斯银魅汽车在1907年首次表演，由工作人员把一枚硬币立在散热器上，然后开启发动机直至上限功率，硬币从始至终保持直立和稳定。他们又把一杯装满马提尼酒的高脚杯放在散热器上，司机将油门踩到底，6缸引擎在瞬间释放出最大能量，然而酒的液面没有晃动。有一位汽车杂志的观察者说，劳斯莱斯的引擎非常安静，仿佛藏在引擎盖下的不是汽车发动机而是缝纫机。

　　劳斯莱斯的制作的完整过程很慢，像造船厂一样。在银魅车型的20年历程中，工厂每天的生产速度只有2辆。为啥不多生产呢？他们的答案是：“能胜任一般加工任务的工人多数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我们一定要雇佣最完美的工人并培训他们……，劳斯莱斯的实验室不断进行科学设计、基础研究和对金属材料的应用研究，从而能用更轻的汽车重量实现同样的刚度和强度。这些研发部门可能是汽车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

　　福特的T型车则是为大多数人所用的精密制造。最初福特汽车和劳斯莱斯的生产方式是一样的：汽车零件、组件和结构件放在生产线上的一个特定位置，然后由一群工人对其锤击、焊接、栓接、剪切、翻面、转动螺丝和锉削等，工人们还要用锉刀打磨工件之间贴合的不够好的地方，以保证所有零件能精准地拼在一起。

　　但T型车改变了这一切：所有零件、组件、结构件在进入工厂组装之前都要严格执行标准的公差，以确保交到福特的零件极其精确，无需由工人再进行最细小的调整。福特要求任何零件都要对应一系列精密制造标准，再通过流水线的方式把基础零件组装成汽车。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线上安排了成百上千的“一次一种加工”的工位，只要工件在工人面前移动，每个工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执行加工。它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了革新性的生产力。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脑成为精密制造的代表。想一想，那就是一个带按钮的盒子，但按下按钮，你可以做你所能。再往后，移动互联网更是神奇，在没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之前，我们无法想象它是这样的存在。

　　所有这些都和精密工程、精密制造有关。精密的电子科技类产品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扇门，我们永远不知道门外还有什么新的东西。

　　但随着我们得到了慢慢的变多的东西，能做慢慢的变多的事情，我们想要的也慢慢变得多，想走得更快，走得更高，走得更远，但机械领域的追求精度是有极限的。在这样的限制下，我们的材料可能已经无法再进行更精确的加工了。

　　光刻机的运行环境是精确度要求最高的环境之一，它要求每立方米空气中只能含有10个大小不超过0.1微米的微粒，否则一粒极微小的灰尘会在瞬间毁掉数百颗即将制成的芯片。相比之下，生活在正常环境下的人类就像游走在由空气和蒸汽构成的瘴气之中，这种瘴气的清洁度只是生产光刻机的阿斯麦工厂内房间清洁度的500万分之一。

　　同时，现代的精密制造也越来越复杂，一旦某个细微之处达不到公差要求，就可能引发整个产品的重大问题。

　　2010年11月4日，一架在新加坡维护的澳航A380飞机从新加坡起飞不久，发动机起火，紧急返航，最后发现问题是机翼里连接翼肋和蒙皮的非关键连接件出现了1毫米的裂缝。

　　2013年6月，澳航的另一架空客A380飞机也出现发动机故障，调查结果显示，根源在于一根长度不超过5厘米、直径不超过0.75厘米的小小金属管上的一个钻偏的小孔。生产金属管的罗罗公司向澳航支付了8000万美元的赔偿金。

　　还有哈勃望远镜的例子，它被送入距地球380英里的轨道时，由于主镜头上只有人的头发粗细的1/50的误差，经历了1300天毫无意义的漂泊。原因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极小疏忽，矫正用的金属棒的盖子上少了一小块油漆。

　　最近的泰坦潜艇的悲剧，我也一直在关注。我还不知道原因究竟是什么，但你在海底3000米深处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小错误，结果就是灾难。

　　不过，虽然机械的精确度可能有极限，但人类的追求是没有极限的。在对极小物质的研究方面，我认为中国正走在世界的前面。

　　：追求精确，追求完美，这是一个过程。中国制造的一个问题是用于制造产品的机器还不够好，不如德国、日本的机器。我上周在华为，他们的制造很了不起，26秒钟就可以生产一台手机，但生产设备都是国外的。如果能够和国外的企业有充分合作，华为可以做更多令人惊叹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对于精密制造，必须充满热情。我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一生从事精密机械的工作。把一大块不规则的金属变成美丽而实用的物体，当每一个金属部件经过精心加工被安装在所有你能想到的地方，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都会乐在其中。父亲教我用千分尺去度量精确度，他真的对此充满热情。我知道中国大学里的年轻人都非常聪明，但他们是不是喜欢精密制造？有没有激情和研究的快乐？还是他们更喜欢IT、金融？

　　秦朔：你的书中说，不断提高的精确度定义了我们周围的事物，但这种对完美的追求真的是现代人实现健康快乐的必要条件吗？你也提到了“对不完美的热爱”。你是怎么思考的？

　　：我有时确实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过于看重精确度了，虽然不断提升事物的精度也是我们的渴望。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精密度剥夺了我们的一部分快乐。比如AI是目前最精密的工具，它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也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我感觉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做出的决定将是非常重要的。

　　人类需要在不完美和完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大自然本身就是不精确的，但也带来了独一无二的魅力。我觉得德国人更像精密度的“奴隶”，他们有梅赛德斯·奔驰和莱卡相机，非常精确，但德国的木工、工业品被忘记了。而在中国等一些地方，仍然可以见到用古老的手法来制作手工艺品，比如竹器、漆器和书法。这些器件的制造并不是追求绝对的精密。

　　中国可以造出像C919大飞机这样的精密科技的产物，也要坚持自己的历史，坚持那些不精密、不准确、非机械、非电子的东西，这会让人们有更完整的体验，更幸福。

　　我自己经常举日本的例子。日本有高度的精确性，比如镜头打磨和抛光的完美无瑕，发动机、测量和机械手表的质量，简直就是精确的代名词。日本铁路服务的准时程度堪称传奇，2017年末铁路公司曾因一辆快铁提前20秒发车而致歉。

　　但日本对不精确的事物也有真正的喜爱，日本人能同时珍视这两种看法，还有敏锐的行动能力。我去过日本的盛冈市看他们造的铁茶壶，感到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仍然对手工艺品充满崇敬和自豪。他们对自然的、粗糙的、未加工的事物，对于不对称和无常，赋予了与精确、完美一样多的权重。

　　我也去过日本的精工表。精工表在1969年推出的石英电子表，因为便宜、结实、抗震、耐热、防水和出其的准确，成为有史以来最精确的计时器，问世不到5年就差点把瑞士手表工业拖垮，直到1983年斯沃琪手表出现，瑞士手表工业才重现生机。

　　然而，80年代后，精工表管理层却遭遇了一场良心危机，他们思考的是，一味追求机械精度的行为，是否和真正的制表工艺已经毫无关系了？在机器人扮演主角的生产线之外，他们尝试留存一个看不到生产线、没有机器人的空间，生产手工机械手表。

　　空间里有24个封闭的工作间，每个工作间用黑檀木围起来，里面是一个270度的工作台，配备了强光灯、放大镜、计算机屏幕、个人工具架、镊子、微型螺丝刀、针手钳、抛光器、灰尘刷、钳子、显微镜、超声波清洗机、小珠宝盒、主轴、齿轮、主发条、计时装置。

　　每位制表工匠头戴棉布白帽，身穿棉布白大褂，坐在定制的椅子上用双手制作手表。从摆轮到游丝，从轮系夹板到擒纵轮，从上链表到擒纵叉，所有零件都在另一边手工制造，然后由工匠们放入这个极小的洞、那个微小的空间或极小的螺丝槽口。公差可以控制到仅为0.01毫米甚至更低。每隔1小时，人们会休息10分钟，伸展四肢，然后继续手工制作那些低调非凡、不断赢得各种瑞士计时奖的手表。

　　精工每天生产2.5万块石英表，每周7天不停生产。而手工机械表这部分，20多名工匠一周五天的产量大致为120块，这还是在运气好的时候的情况。我在那里参观时，制表师说，石英表比他制的表精确很多，但他不会戴，而且“想想就浑身发抖”。我想用我戴的劳力士“探索家”手表换一块他们的手工机械表，但是不行。手工制表的精确性不如石英表，但它太漂亮了，充满魅力。

　　我认为日本做的是对的。很多制造特别是工艺品制造，重要的是人的参与，是人的耐心、细心和温柔。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日本这样充分表明，必须同等重视、尊重和赞赏精确与不精确，机器与手工艺。既尊重钛，也尊重竹子。既着迷于未来，也尊重过去。

　　人类迷恋于精密加工和完美球面轴承的价值，也应该学会接受自然秩序的同等重要性。在不精确的自然界面前，一切都会衰落，无论多么精密都无法幸免。

　　秦朔：让我们谈谈中国的创新，过去有“李约瑟之问”，现在人们也经常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你是英国人，长期居住在美国，你怎么看？

　　：从我的理解看，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但很快就转到了美国。英国是有伟大想法的国家，但不适合把想法开发（develop）出来；美国是有伟大想法的国家，而且善于开发这些想法；中国比较擅长造东西，把（别人的）好的想法开发出来。

　　为什么英国没有美国那样的高科技企业家？因为他们不愿意为风险而投资，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他们仿佛患上了“高大罂粟花综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对自己身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总是不约而同、集体性地进行批评和怀疑，想把他们砍掉，而美国对于创新者则很敬慕，鼓励不同凡响。

　　我的看法是，创新需要一种文化的基础，就是鼓励人们有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中国和日本的传统里都有“面子”的文化，怕失败和丢脸。但是作为科学家，是必须失败的，如果从不失败那不是创新。科学家需要一次次摔倒后再起来，再试一次。如果怕摔倒，怕丢面子，摆脱不了这种东西，那是很难创新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发明创造，比如中国发明了马镫，让骑兵与马融为一体，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中国发明（invent）了太多东西，但突然在清朝停止了，好像这个国家不再有发明的想法了。一直到最近几十年，中国又开始发明了。

　　我这样谈论中国也许有些粗鲁，但我的确认为，中国擅长制造东西，但在想法方面并不是那么出色。我希望大学里的年轻人，不要那么厌恶风险，而是有一些跳出框框思考的勇气，敢于冒险做一些让人惊叹的东西，有一些“我不在乎失败”的勇敢。

　　我看到的一个中国创新案例是微信，真的太棒了，我竟然发现有人给乞讨者10块零钱，他却说“用微信给我吧”。有微信这样产品想法的人都是天才，是Jack Ma做的吗？

　　秦朔：不是，是Pony Ma的腾讯公司做的。Jack Ma的公司是阿里巴巴。

　　：中国需要更多的Pony Ma、Jack Ma这样有想法的企业家。

　　秦朔：你的书开头引用了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我们必须像重视科学、发明创造和务实组织一样，重视情感的激发、道德与美学价值的表达。忘记该死的汽车，为爱人和朋友建造城市吧”，你还说“对于各位读者而言，最好将这些话铭记于心”。这是为什么？

　　：当人类通过更好的精确性去实现以前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我们也必须开始思考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人类保有善良，比任何机器都重要。

　　机器可以帮我们做太多事情，我们自己不必计算、拼写、正确地使用语法、从A地走到B地，机器都会帮我们完成。有慢慢的变多节省体力的设备，比如电梯、吸尘器和电动牙刷，或者像电影《机器人总动员》（WALL·E）里面的情景，地球污染太严重，人类搬到了人造卫星上，一切都是自动的，人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躺着看电视喝饮料。如果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懒。

　　如果你去看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毕达哥拉斯，他们只懂一种语言，没多少书面历史能学习，他们也不太了解地理，因为没有去过多少地方。我们呢，我们似乎知道很多知识，但真的必须了解到吗？我的感觉是，不能让电子设备掌控你的大脑，要把大脑放在清水中洗一洗，把不必要的信息全部洗掉，让我们自由地思考重要的事情，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纯粹、专注地做出有深度的思考。这可能会改变社会的走向。

　　《沉思录》的作者帕斯卡说：“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人类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现在无论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欧洲大陆的战争，中美的冲突，人工智能的冲击，等等，世界处于悲观情绪之中。人们需要安静下来，带着乐观情绪去思考怎么样解决问题，让自己变得更好。

　　也许从来都没有完美，只有平衡。像意大利，一个历史上充满混乱和战争的地方，却产生了那么多美妙的艺术和美妙的汽车。瑞士100多年来完全和平，但除了钟表，好像没有产生什么。

　　就个人而言，我居住在美国，一个并不安全的地方，假如我从曼哈顿的第14街走到时代广场，路上很多人看起来都不怀好意。但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选住在这里，这里有奇奇怪怪的创意，有这样那样的争论，共和党和，黑人和白人，支持堕胎的和反对的，同性恋的和不同性恋的，很动荡，很混乱，但在混乱中，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也出现了。这是一个不完美的国家，非常不完美，但到生命的尽头我还是会在这里。

　　：希望这不是冒犯，我认为在历史上，你们更加儒家主义，我们更亚里士多德主义。这种文化根植在彼此心中。儒家主义建立了很多的法令（a lot of rules），亚里士多德主义打开了很多的门（a lot of doors）。

　　对我来说，我不在乎是否会丢面子，不会因为失败而僵化，我对失败免疫了，因为我知道不断尝试和失败后就会成功。

　　中国现在慢慢的开始了创新的旅程，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聪明的年轻人，能够用新的方式去思考，保持乐观和好奇心，保持独立的思考，这样国家的创新就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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