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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印刷文化首席传播专家,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兼印刷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的事,是四大发明之一。”大喘气之后,还有一句:“印刷术的文化传承传播。”孙宝林毫不掩饰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不,是事业的骄傲。
力求打通古今,让尘封在博物馆中的印刷文物,在从技术到文化的转变中“活”起来、“火”起来。
坚决闯出一条中外交流的通道,讲述印刷中的中国故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
孙宝林说,印刷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他希望成为一名印刷文化的使者,致力于印刷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孙宝林小时候打篮球,有好一阵儿都自觉“悲壮”地远离便利店,只为攒齐零花钱,穿上印有号码的背心。后来,他知道,将号码印在衣服上的技术叫丝网印刷。
上了初中,经常会看到老师们端坐在办公桌前,用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一筒蜡纸,刻出一张张试卷。后来,孙宝林知道,这叫誊写印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孙宝林在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时,办了一张小报,小报名称他已模糊,但铅字印刷过程却记忆犹新:3000多个铅字,需要熟悉字盘中每个铅字的位置,边看文章边迅速找字摁下,像发电报一样打在蜡纸上。画版、排版后,小报一样的蜡纸呈现在眼前,然后放在油印机下,将蜡纸铺在白纸上,辊子抹上油墨,一推一拉,油墨通过打字孔渗入,字就印出来了。
学习、生活与工作中,时时充满着印刷的因素。孙宝林说,只是那时用而不知、用而不觉,直到4年前调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
“我怀着敬仰的心情,徜徉在博物馆的每个角落,认真了解印刷历史,仔细领略馆藏印刷成果,开始思考印刷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国际意义。”孙宝林谈起初到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感受。
如今,孙宝林对印刷历史已熟谙于心,对馆藏珍品已如数家珍。比如,一说到四大发明,他立马侃侃而谈:“原来只有三大发明,造纸和印刷是合并在一起的,后来两者分开,才有了现在的四大发明。”
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展厅的显要位置,摆放着一张1987年5月21日的《经济日报》,它是印刷术“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必须提及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748”工程,周恩来总理批准立项,推动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让方块字跟上信息化时代。在孙宝林看来,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更解决了汉字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孙宝林听过一位老印刷人回忆当时《经济日报》首次使用激光照排印刷的情景:新技术投入应用,小毛病不断,需要边使用边改进。在启动激光照排印刷时,旁边还有铅排工人待命,以防激光照排印刷失败,影响第二天的报刊发行。
“尝试新事物的同时,也承担了很难来想象的风险。结果无疑是圆满的,印刷术出现重大飞跃,文化传播效率更加高了。”激光照排印刷术加快了出版的步伐,使过去的“书荒”变成如今的“书海”。孙宝林作为当时“求书若渴”大军中的一员,深有感触,“印刷术的出现让人们告别手抄时代,文化知识大量传播,文化教育大大普及。倒退至1000多年前,当时推进传播媒介进步最大的功臣就是印刷术。”
孙宝林对亦师亦友的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所说的一句话非常认同,“当年印刷术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亚于今天互联网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句话让孙宝林深受启迪,开始重新审视印刷术的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印刷文化。
雕版印刷发明于公元600多年的隋末唐初,那个时代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中华文明变成全球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文献功不可没。如何让束之高阁或湮没在博物馆的文献“活”起来,如何使之被更多人认识与喜爱?孙宝林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印刷博物馆收藏的雕版和活字。
“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两大高峰。”孙宝林以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为载体,开始了两者的“寻根”征程。这个根就是文化。
今年初,孙宝林主持策划了“版化万象2020年春节木版年画展”,展出馆藏的各地具有地域特色与乡土气息的非遗木版年画60多幅,内容涉及家风家训、年画年历、民间传说故事等。他在策展时想到过年画与大众文化紧密关联,会受到关注,但未预料到会如此火,不仅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参观人数也超出想象,特别是年画《汉武帝亲尝汤药》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不前。
“汉武帝事务繁忙,但仍不忘侍奉生病的母亲,每天都要给母亲一勺一勺地喂药,喂药前还要自己先尝一下。就这样不间断服侍了三年,直到母亲病情好转。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孙宝林剖析着展览吸引观众的原因。他珍惜每次办展机会,每次展览结束都会总结优劣,以更好地扬长补短,提高办展质量,让更多的观众自愿靠近印刷术、走进印刷文化与艺术。
孙宝林还带领团队探索雕版印刷革命诗词、活字编排入党誓词在这些硬举措的“助攻”下,以往门可罗雀的中国印刷博物馆,“摇身一变”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主题党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去年,中国印刷博物馆与中国书店在七一时联合开展党日活动,让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同时,也深感传统印刷的魅力。”孙宝林说,找到了根与魂,看到了历史的纵深与丰富,才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底气。
中国印刷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宣传教育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几年的探索实践,孙宝林总结出“双化两性”(专业化+大众化,知识性+趣味性)的工作思路。“博物馆不仅是专业的知识殿堂,还要好玩有趣,让人们愿意来、喜欢来。如果只是单一的展览陈列,听完讲解,人们可能随后就忘记了。”于是,“60后”的他开始赶时髦、走潮流。从亲子活动做起,通过趣味性的体验活动,比如,“古法造纸制团扇”“做一本线装书”等,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中国古老印刷术是如何落地的。
“历史是一代代人、一天天累积的。今天不管发生啥,都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要抓住今天,为明天书写更丰富的历史,为后人贡献更有力量的历史。”
博物馆的工作,让孙宝林看问题的眼光更远了、更深了,并总是情不自禁地涌现出一种历史感与使命感。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则使他的这种历史感与使命感显得很强烈。
他说,“在接受新委员培训时,我明白了,全国政协委员要站在国家层面想问题、提建议,更好地联系界别群众。具体到我,就要联系更多印刷机构、印刷企业和印刷工作者,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为他们代言。这给了我前行的勇气与信心。”
秉持提案“重质量,不比数量”的理念,孙宝林每年的提案算不上多,但含金量是满满的,都是他通过调研实践和学术研究总结出的。
在工作调研中,孙宝林发现很多档案文件都是激光打印的,在自然环境下保存若干年后很容易出现字迹墨粉脱落、纸页粘连、颜色褪变,甚至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等现象。“文件归档是为明天留下历史的,如果没有留下来,今天的历史将在文字记载方面成为空白,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2019年,孙宝林提交了《关于重视激光打印字迹耐久性问题的提案》,从激光打印原理、墨粉质量、保存环境等方面分析原因,提出有关建议。他还相继提出关于传世经典印刷的用纸用墨问题与建议。
近年来,孙宝林的聚焦点转移到印刷设备的“芯片”喷墨打印头上。“喷墨印刷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数字制造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影响着印刷业,也将对纺织、电子、新能源、生物医疗以及高端制造业等产生变革性影响。然而,喷墨打印头作为喷墨印刷设备的核心部件,一直处在少数发达国家厂商垄断的状态。”孙宝林深感忧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孙宝林提交了《关于推进解决数字印刷设备喷墨打印头国产化的问题》,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大对国内从事喷墨打印头研发和生产相关企业的支持力度,争取将该技术列入国家“十四五”科研攻关和技改专项。令他欣喜的是,该提案得到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的格外的重视,“十四五”时期有望在资金引导、政策扶持上对印刷研发企业给予倾斜。
孙宝林提交的所有提案,都是他带领团队到各地调研,分析国内外最前沿印刷信息、比较中外差距,最终浓缩而成的。有的提案,比如《关于推进解决数字印刷设备喷墨打印头国产化的问题》本身就是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用结论来支持提案,使他提出的问题与建议,都有理有据,反映的都是印刷领域最前沿也是最紧迫的事情。孙宝林从中尝到了“甜头”,想要将这一做法保持下去。
从印刷技术展览展示到印刷文化传承传播,是孙宝林主持中国印刷博物馆工作以来,实现工作理念创新的重要突破口。这使博物馆不再只是静态的展陈场所,还是印刷文化的传播传承场所以及学术研究基地,充满了“人气”。技术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印刷行业价值的提升,需要印刷文化来支撑。这让他感到自己肩上是沉甸甸的责任。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生发在中华大地上的印刷文化,为中华文明延续、为人类文明积累,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而发生在世界各地、各民族和各国的印刷出版故事,也是百花园中亮丽的组成部分。
为传播中华印刷文化,进一步增进世界各国印刷文化交流互鉴,中国印刷博物馆在2019年成立了世界印刷文化研究中心,创刊出版《印刷文化》中英文学术刊,还每年举办一次印刷出版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德国、比利时、英国等国家的印刷从业者,包括高校学者、印刷设备收藏者等,认同印刷术起源于中国,通过贸易传向西方,又结合本国民族文化的逐步发展,通过近现代技术传回中国,实现交流互鉴的过程。
中国印刷博物馆与德国谷登堡印刷博物馆已经有20年的展览合作,在其二楼西侧设有中国古代印刷术展区。100平方米左右的展示区域,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印刷出版史。长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驻足观看。
今年12月12日,中国印刷博物馆与李可染画院共同策划举办“版上耕耘李可染画院藏法国近代铜版画展”,展示了欧洲印刷工坊的精美技术,展现了印刷术对人类艺术文化的贡献。
“技术的应用是不分国界的,而发明人是有祖国的。在印刷术的故乡,用印刷术讲述人类文明的故事,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新闻出版界的委员,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印刷领域落地,是我的责任。”孙宝林说。(记者 张丽)